满盈网配资南澳岛上，是否真的有南宋倾覆时留下的宝藏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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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澳岛，隶属于南澳县这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及渔业县，地处闽粤交界的海面，为北回归线所横穿，因守于高雄-厦门-香港这三大港口的中心点，素有“东南门户，漳潮锁匙”的美称，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兵家必争之地。它的本名意为“南方泊船之海湾”。相传南澳一词始载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（1180）间，广东提举杨万里率军平定侵犯南澳的海盗沈师一事。“盗沈师犯南粤，帅师往平之”。此后，寇乱、兵戈还有各色宝藏的传说，在这座小岛的历史中常常回响。

南宋遗藏

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元朝后，旋即大规模向南方进军，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正月，元军直逼临安，宋廷在战和不定中乱成一团，太皇太后即封宋恭帝赵㬎（xiǎn）之弟赵昰为益王，判福州、福建安抚大使；封赵禺为广王，判泉州兼外宗正事，由陆秀夫、杨镇等人护送往婺州、温州一路南逃，成为传递失落火种的希望小队。三月，临安城破，朝廷奉玺降元，南宋灭亡，而陈宜中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人则效仿昔日南宋宋高宗之旧例，拥立赵昰成立都元帅府，以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改福州为福安府，号召天下军民相投。五月，赵昰于福州即位，号端宗，改元景炎，封杨淑妃为太后，世称“行朝”。此后，都元帅府这一抵抗中心便开启了流亡抗元之旅，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遗迹。

景炎元年（1276）六月，“行朝”从水路南下泉州、厦门入广东，11月，“帝舟迁于潮州，初泊红螺山（属饶平县），旋移南澳”。在南澳岛上，都元帅府于澳前村东面修建行宫，也便是太子楼，他们还在东南面的沙滩上挖井，据说共有三口，供皇室饮用的叫“龙井”，供文武官员饮用的叫“虎井”，供将士军马饮用的叫“马井”。如今南澳岛上还有它们的遗址，其间刻字患漫难辨。因此，便有传闻说，当时小皇帝赵昰和他弟弟赵昺（bǐng）见追兵逼近，就将随身所携的金银珠宝留在南澳岛，于石壁上做出记号以便日后再来寻找。只是可惜，景炎二年（1277）正月，他们乘舟离岛赴惠州后，便就此一去不复返。祥兴元年（1278）四月，端宗病死，年仅十一岁，八岁的赵昺被拥立为帝。祥兴二年（1279）正月，元军进攻崖山，二月初六日，崖海决战宋败，陆秀夫抱末帝赵昺投海死，“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，七日，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”，南宋彻底灭亡，而所谓的宝藏也失去了它的主人。

1962年的夏天，一位到海边捞虾的青年发现海滩上有一口水井，还在井石四角的石缝中捡到四枚宋代铜钱，分别镌刻了“圣宋元宝”“政和通宝”“淳熙元宝”“嘉定通宝”的字样。这口古水井便是曾经的马井。经专家考察分析，它原本应该挖在坡地，只是因为陆地下沉，才为海沙所吞没，只有当由台风引起的大型海潮到来卷走沙层时，才会显露真身，这便是井露现象。虽然宝藏没能随着一同浮出水面，但当地很快便发现了宋井的另一神奇之处：被海水淹没过的它竟然有清甜的淡水！甚至据说即便将苦咸的海水倒入其中，其水质也不会有过多改变。于是，又有很多人坚信此井有灵，其水或有延年益寿之能，不惜千里到访，取水冲茶珍藏。

那么，对此有什么科学的解释吗？此地的降水会渗入地下，并因重力作用向地势更低的古井海滩处汇集，形成淡水为主的地下水。井露发生后，地下水便会因形成的水位差而通过砂砾井底上升泉涌，由于沙质的孔隙较小，淡水和原留在井内的海水相互融合的非常缓慢，又因为海水密度更大，淡水会浮在海水表层，为人所打捞起。这便是它被认为是淡水井的缘由。

大盗之宝

尽管南宋宝藏实属无稽之谈，但南澳的确有上天赐予它的财富，那便是它在航海贸易中得天独厚，“为诸夷贡道所必经”的地理位置。明代的《南澳赋》便称颂道：

“故大国小邦满盈网配资，外趋内附。吕宋、琉球南金大赂，占城、暹罗随波飞赴，佛齐、阇婆弗敢互顾(贾),真腊、彭坑疾驰如鹜。”

南澳成为远洋贸易的驿站和地文标志，就连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了这里。

然而，在明初，朝廷却并没有好好地经营此南澳，他们“或墟其地，或徙其民”。明太祖朱元璋数次颁发禁令，严禁海民私自制造二桅以上船舶，出海诸国并与之互市。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、永乐二年（1404）和永乐七年（1409）还来回搬离过当地的所有居民，当时南澳当地本来人就不多，此后更为荒凉焦土。该做法背后确有“以伪吴张士诚据宁、绍、杭、苏、通、泰，及方国珍据温、台等处，皆在海上。张、方既灭，诸贼强豪者悉航纠岛倭人寇”的因素，但也有明廷希望推行市舶司制度来垄断贸易的意图。无疑，这加剧了沿海居民的苦难，也无法真正巩固空虚的边疆：

“寇与商同是人也。市通则寇转而为商；市禁则商转而为寇。始之禁禁商，后之禁禁寇，寇势盛。”

南澳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海盗渊薮（sǒu）和番舶互市之地。

当时，主要来到南澳进行走私的民船，多来自暹罗和安南等东南亚国家，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后也开始频繁到访。随着走私市场的开拓，海禁渐渐名存实亡。

“成、弘之际，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。奸人阴开其利窦，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。初亦渐享奇赢，久乃勾引为乱……至嘉靖而弊极矣。”

其原因之一是葡萄牙人东来后，“有司自是将安南、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，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剖”，南澳正是往漳州海面的要津。另一件事是嘉靖二年（1522）日本的争贡动乱，唯一合法的市舶司被撤，“番船无所容，乃之南澳互市”。公无管束，私贼遂起。

嘉靖、隆庆年间，相继有许朝光、林国宪、吴平、曾一本等海寇以南澳岛为巢，修起楼寨，私行贸易，并“修船、制器、市药、裹粮，百无所忌”，号称“毒害东南者十余年”。而这群海盗倒还真为南澳滋生了另一则宝藏传说：据闻，当年的巨盗吴平，似乎就在岛屿最北端由几块礁石组成的小岛屿上私藏了十八坛金银，该地也因而得名金银岛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戚继光奉命率兵5000人自浙来援，与潮州总兵俞大猷水陆夹攻，讨伐了盘踞在南澳岛的吴平势力，荡平海寇。朝廷吸取教训，南澳政策也为之一变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南澳有限制地开放了海禁。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福建巡抚刘尧诲和广东总督殷正茂联合上奏朝廷《请设南澳副总兵疏》，潮州知府郭子章也表示为固海防，应当再设南澳为镇，他们的建议得到采纳。万历设“闽粤南澳镇”，置副总兵，下辖左、右营，兼领福建南路和广东东路水师，南澳岛就此从“海外荒域”变成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。设镇后，原属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太平乡信宁都的南澳岛，就此分广东饶平、福建诏安两县共管，这一两省共管南澳的想法最先还是戚继光鉴于此前海盗们“福建捕急，则奔广东；广东捕急，则奔福建”的情况提出的。

方案实行后，“……树兵列胪，海防肃矣。崇垒突沟城守固矣。垦田构室，民趋众矣。昔之鲸鲵依崇，今则海波不扬而为商旅之坦途矣。昔之孤鼠恣睢，今则戴柞而为生民之乐土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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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的深澳古镇之中，还留有南澳总兵府。明时，南澳总兵府“坐南朝北，高二丈二尺，皆甃以石。壕深八尺”。然而，随着明的由盛转衰，南澳也渐渐荒废，“郑芝龙麾下士卒皆芝龙散金以养，芝龙时为南澳副总兵，是启祯以后，南澳之兵盖有兵而无饷”，因此，南澳逐渐为郑芝龙家族所据，于明清之交再起狂澜。

海防重镇

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南明皇帝朱聿键殉国，郑芝龙降清，但其子郑成功带着80人，由陈辉、张进陪同，自福建乘舟“止南澳，招兵制械，得数千人 ”，往来于厦门、铜山、金门、澎湖和台湾诸岛屿间，开启了复台抗清的道路。在南澳岛上，他和文武大臣于澳属猎屿（古称“烈屿”）设高宗皇帝神位定盟复明，遂延南明之正朔十八载。如今的明、清总兵府旧址前，还有一棵大榕树，主干18米，树冠南北近28米，相传便是昔日郑成功的招兵处，被称为“招兵树”。

永历十五年（1661），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，建立郑氏政权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郑氏部下陈豹降清，杨金木、杜辉继续经营据守南澳岛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在黄冈总兵吴六奇的招降下，最后的杜辉也投降清朝，明朝制度的影响在南澳落下帷幕，其部众迁往揭阳、黄冈，南澳遭到废弃。直到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才准民复垦，“五年起税”。此时，康熙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南澳对海防的价值，该政策正是为了后续的设镇驻兵做准备。

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清廷“诏设南澳总兵，移厦门镇总兵官并中、左、右三营官兵驻南澳，旋裁中营，改为左、右二营，左为福营，右为广营”，其中左营派驻台湾、淡水、澎湖，三年一调防。南澳岛分属饶平、诏安二县。次年，“澄海协、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就近统辖”。

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清廷又设立海门营。至此，南澳镇所辖包括左、右二营，澄海协、海门营、达濠营等五协营，其中只有左营由闽浙总督节制，其他四协营隶属于两广总督节制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时任广东总督杨琳在全省范围修筑炮台，并提到了粤东海域防御的重要性，“惠、潮之洋盗绝，而全粤之海面宁”。这一提议背后的部分原因，可能是南澳作为南北远洋贸易中途停泊，以及肩负造船，燂洗（火燎涂灰以避海蛆）、产糖等其他功能之所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。

同样是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清廷下令“各处商船往东洋者，必由定海镇所辖要汛挂号，往噶喇吧(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，又泛指爪哇等岛)、吕宋(今菲律宾吕宋岛，又泛指菲律宾群岛)等处出洋，必由澎湖、南澳所辖之要汛挂号”。然而，由于当地的军事化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招民开垦，商渔云集，豪强势大，粮饷失控这一系列的新问题，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朝廷禁贩南洋，并开始思考进一步的管理革新。

雍正十年（1732），清廷诏设“粤闽南澳海防同知”，又称南澳厅，等同州县，受广东督抚两院、三司及潮州府节制。其时，据清人齐翀《南澳志》记载：

“南澳，一名井澳；一名白城；一名岛南；一名瀛南。地分四澳：深澳、隆澳、云澳、青澳。深澳、隆澳属粤；云澳、青澳属闽。”

至此，南澳也正式成为行政上的区划地理单元。

清朝末年，南澳再一次与走私贸易和王朝终局结合在了一起。道光年间，英国的鸦片商人曾买通南澳总兵沈镇邦在南澳交货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三月，林则徐抵广州查禁鸦片，连撰《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夷船一律全缴鸦片稿》和《札饬严办东路卖烟夷船由》要求配合。最终，南澳镇总兵赖恩爵会同陆丰、碣石镇守军，在广大渔民的配合下，于该年八月在海面截获英国走私鸦片船，缴获鸦片二万多斤，连同毒贩一起押解广州。此后英鸦片船仍试图以南澳长山尾洋为秘密交货点，但都被打断收缴。虎门销烟的白雾中，湮没了南澳的辉煌过往，也将在硝烟散尽后迎来它的新生。